列·尼·古米廖夫 — 杰出的欧亚学家

列·尼·古米廖夫 — 杰出的欧亚学家

列·尼·古米廖夫是杰出的欧亚学家

（科研之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Н.А.纳扎尔巴耶夫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的姓名来命名国立欧亚大学。这使我们 — 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的老师和同事们 — 承担了特殊的责任。我们一定会用心地，仔细地研究前人留下的遗产。

国家领导人是哈萨克斯坦民族复兴和欧亚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正因为如此才以杰出的欧亚学家列·尼·古米廖夫的名字来命名首都的大学。由此可见，科学家和思想家对于欧亚大学有着重要意义，而这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只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整个欧亚大陆。列·尼·古米廖夫就是那个在整个欧亚范围内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古米廖夫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关于突厥和蒙古民族历史的知识及以欧亚民族的统一为背景对突厥人和斯拉夫人关系问题的研究。

Л.Н.古米廖夫对于自己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不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学者？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统一。至今古米廖夫完整的生平和工作生活的履历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少关于列·尼·古米廖夫带有偏见的评价：要么是一味地颂扬[丘尔契А.（Куркчи А.） 列·尼·古米廖夫和他的时代∥古米廖夫Л.Н. 寻找虚构的王国M.：出版社“ДИ – ДИК”，1993.C.24-27]，要么一味地否定（虽然对学术的客观性有些自以为是）[См.:民族述评. 2006. № 3. С. 3-36]当然还存在第三类研究者，他们对列·尼·古米廖夫为科学作出的贡献沉默不语，但却引用他这样或那样的思想（例如，关于斯拉夫人和突厥人共生的论点）[克利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 С.Г.）,苏丹诺夫Т.И（Султанов Т.И.）.国家和欧亚草原上的部落。远古时代和中世纪。圣彼得堡：彼得堡东方学，2004. С. 5]。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历史情况实际上并没有促进我们客观地（“不带怒气和偏见”）科学地理解列·尼·古米廖夫留下的财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近10-15年来所有肯定和否定的评价，同时重新认识列·尼·古米廖夫的生活和著作以及他在本国和世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在列·尼·古米廖夫的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阶段，而这几个阶段也决定了他的未来：1930年他成为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通过了关于突厥汗国历史的副博士论文答辩，然后再次被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古米廖夫获释，发表第一部专著并通过了关于世界通史的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个需要重点探讨的时期。我们认为，正是这个时候确定了他以后的学术未来。

怎样确定列·尼·古米廖夫的学术属性？他到底是哪方面的专家？ — 东方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还是地理学家？列·尼·古米廖夫的创作是多方面的，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学术面貌的独特性。在1968年当列·尼·古米廖夫和伟大的遗传学家Н.В.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Н.В. Тимофеевым-Ресовским）即将取得巨大成果的合作破裂之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明确的提出：“否则我就是职业的历史学家”。[列·尼·古米廖夫与Н.В.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Н.В. Тимофеевым-Ресовским）的书信集和他的学生Н.В.格洛托维（Н.В. Глотовым）//古米廖夫·列·尼· 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主编，大学校长（Под ред.）А.И.丘尔契А.И. Куркчи，M.:出版社“ДИ-ДИК”，1997. С. 622]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实质上，如果了解列·尼·古米廖夫，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说法。

列·尼·古米廖夫—历史学家。但是什么样的历史学家？根据他关于古突厥人历史的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的特点，他是历史学家中的东方学家。但同时列·尼·古米廖夫还有突厥学家的特点，众所周知，这个专业首先就是语文学的，语言学的，也是对突厥民族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而这与列·尼·古米廖夫的科学兴趣并不一致。分析他的全部创作，我们可以肯定，它并不局限于某种东方语言，地区或时期 — 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它具有欧亚的特点。列·尼·古米廖夫 — 知识渊博的人，世界通史的专家。他从研究匈奴和古突厥人到研究中世纪后期，沿着时间这个轴既向上发展，也向广发展。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科学研究对象并不是某类民族集团，而是整个欧亚民族。

因此，列·尼·古米廖夫当然是个东方学家，但他不仅仅只是个东方学家。他从研究突厥历史开始自己的科学之路，并第一次在历史上把突厥汗国的政治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列·尼·古米廖夫根本不会以语文学的方法研究东方学，或通过语文学来研究东方学。不但如此，他在《寻找虚构的王国》一书中公开地陈述的对语文学著作的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列·尼·古米廖夫研究突厥人，蒙古人和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历史的方法，众所周知，就是克服语文学的方法。[古米廖夫·列·尼寻找虚构的王国. М.:出版社"ДИ-ДИК", 1993. С. 81-95]。

对历史学家列·尼·古米廖夫特点的关注能使我们看到古典彼得堡-列宁格勒东方学与列·尼·古米廖夫真正改革创新后的科学创作之间的明显界线。但也不能忽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列·尼·古米廖夫与А.Н.别尔什塔姆（А.Н. Бернштама）之间科学研究的对立。同时对列·尼·古米廖夫1950—1960年间在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突厥学与蒙古学部门时（从1964年由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С.Г. Кляшторный管理这个部门）的著作到后来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持怀疑的态度。虽然1961年—1963年间（当时列·尼·古米廖夫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的院长是著名的突厥学家А.Н科诺诺夫（А.Н. Кононов），但好像他就应该很清楚第一位学科博士 — 研究古突厥人历史的专家出现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很明显，语言学家与历史学家终究是不一样的。

可是根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毕业论文和著作列·尼·古米廖夫就是东方学方面的专家，而不是西方学方面的。但不论他属于哪方面，他都是历史学家，— 列宁格勒东方学独特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也就不能作出解释，为什么在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院（东方学研究院圣彼得堡分院。所有东方学家。）的网站上关于上百个著名的和不著名的，健在的和已故的俄罗斯东方学家，博士，副博士的资料清单中没有列·尼·古米廖夫的名字。甚至在“非东方学家”的清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这种示威性的表现，实质上就是沉默使人们不得不作出思考。

列·尼·古米廖夫最初研究欧亚草原民族的政治历史，然后是民族历史，最后跳出了从传统的语文学角度或社会经济角度研究东方学的框架。他首先提升到了区域（欧亚）历史的高度，然后提升到了世界历史概念的高度 — 而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列·尼·古米廖夫研究欧亚民族时所用的科学方法的特点是既要分清又要结合三种研究观点，三个范围：“从鸟飞的高度”，“从小山的高度”，“从老鼠洞穴的高度” [古米廖夫·列·尼 寻找虚构的王国. М., 1993.]。除此之外，他从不把自己局限于很窄的主题中，很窄的专业里，起码在自己最后的日子之前 “挖掘出”一个课题 — 突厥汗国（虽然很多东方学家—突厥学家，汉学家，蒙古学家等都做过，但这是最适合自己专业和主题的）。想一下，许多列·尼·古米廖夫的同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喜欢他 — 因为他能够跳出非常熟悉的领域性强的，专题性的，探讨某一问题的专业框架，但是这一专业确是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们所致力于一生的事业。

列·尼·古米廖夫同时研究匈奴人，突厥人，可萨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另一个特点，从一方面来说，这是考古学家所采用的方法，而从另一方面来说 — 这也是民族学特殊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民族起源理论。我们也不会陷入只研究民族学细节中—这是需要单独研究的。但有必要确定一下，列·尼·古米廖夫的民族共同体观和民族历史观完全不是经济社会，阶级社会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而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组成了苏联历史科学纲领，其中包括苏联民族学。

这也许有点奇怪，但是在1950 – 1960年期间从所有的历史学家们那里得到的结论是列·尼·古米廖夫相对于东方学家来说，他但更偏向于是个考古学家。但是，不言而喻，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是个考古学家。他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考古问题的文字。想一想试图压制列·尼·古米廖夫的Б.А.雷巴科夫Рыбаков Б.А在某种程度上终究还是正确的，他揭示列·尼·古米廖夫“参与到了考古学中”[雷巴科夫Б.А. Рыбаков Б.А关于克服自我欺骗//历史问题. 1971. № 3, стр. 154]。确实，列·尼·古米廖夫参与到了考古学中 — 列宁格勒考古学家的圈子就是他最初没有完全实现的“民族学的壁龛”。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研究列·尼·古米廖夫创作的学者并不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众所周知，1962年列·尼·古米廖夫进入到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地理学研究所（确切地说是经济地理研究所）工作。从这时起地理学成了他科学研究的“壁龛”。但是1962年在这方面列·尼·古米廖夫没有任何行得通的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关于地理学的博士论文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而关于世界通史的博士论文在1961年的11月才完成答辩。[论文答辩//国立艾尔米塔什报告, 1963. Т. ХХIV. С. 73.]

应该往哪安置即将成为历史学博士，古突厥历史方面高级专家的列·尼·古米廖夫？答案不言而喻 — 要么去国立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学系，要么去东方学研究院。只有在那里才能直接用到他关于远古时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史知识。只有在那东方学家列·尼·古米廖夫才能为学生作报告并继续研究匈奴与突厥的历史。但是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实际上这已经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

1955年，列·尼·古米廖夫把《匈奴历史》的手稿从鄂木斯克集中营寄到列宁格勒寄给Э.Г.格尔什捷恩Э.Г. Герштейн，让她把手稿转交给前苏联科学院的记者委员，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的研究员Н.И.康拉德Н.И. Конрад，他同时也是当时《世界历史》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正如Л.К.楚科夫斯卡雅Л.К. Чуковская指出的，Н.И.康拉德Н.И. Конрад想让列·尼·古米廖夫参加到这个与他专业相符的出版工作中来。{[楚科夫斯卡雅Л.К. Л.К. Чуковская 安娜•阿赫玛托娃手记Спб.-Хк.: Нева-Фолио, 1996. Т. 2. С. 133, 498;波兹德尼亚科娃Т.,科济列娃М. Позднякова Т., Козырева М晚饭吃得称心么，国王？//为什么要这样地撒谎？列夫•古米廖夫从集中营寄给娜塔莉亚•瓦尔巴涅茨Наталье Варбанец的信.1950 – 1956.圣彼得堡：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喷泉屋的博物馆, 2005. С. 8-9]。需要指出的是，Н.И.康拉德Н.И. Конрад有这样的打算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与其他很多研究“深度不够题材”的历史学家不一样，列·尼·古米廖夫学识渊博，知识范围广，而这正是准备这种概括性强的出版物，像《世界历史》所必需的。但是，在1955年，是列·尼·古米廖夫还在关监禁的时候，怎么可能实现他的想法？遗憾的是，在1956和1957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列·尼·古米廖夫的参与。

获得自由之后在1956年历史学副博士列·尼·古米廖夫在他44岁的时候回到了列宁格勒并紧张地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匈奴的历史》。在这个时候他受聘于国立艾尔米塔什科学研究图书馆并成为一名研究员。（艾尔米塔什院长М.И.阿尔塔莫诺夫М.И. Артамонов，图书馆馆长М.И.古柯夫斯基М.И. Гуковский）并在那一直工作到1962年。

最终，在1960年由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 《匈奴.古代中亚》。这本书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对列·尼·古米廖夫持反对意见的并不是突厥民族历史方面的专家，甚至也不是突厥语言学家，而是汉学家（Л.И.都满Л.И. Думан,，К.В.瓦西里耶夫К.В. Васильев）和远东考古方面的专家М.В. 沃罗别夫М.В. Воробьев。最具批判性的是刚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毕业不久的毕业生К.В.瓦西里耶夫К.В. Васильев[古代史通报. 1961. № 2. С. 120-124]需要指出的是，К.В.瓦西里耶夫К.В. Васильев要比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年轻22岁，在1960年刚刚开始在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工作，在1966年刚完成副博士的论文答辩，— 所有的这些情况让我们作出一个推断，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批评。他们对列·尼·古米廖夫最大的不满 — 就是文中引用的材料并不是原文，而是由Н.Я.比丘林Н.Я. Бичуриным翻译的中国编年史，也就是不认识的汉语。类似这样“脱离实践的”批评至今仍伴随着列·尼·古米廖夫的作品。但当时С.И.鲁坚科С.И. Руденко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历史学家在自己所用的材料中一定要用由各种语言所写的原文材料。如果这样的话，翻译的作品是做什么用的”[鲁坚科С.И. С.И. Руденко关于历史综合法的问题。 一次讨论的结论//民族学报告/ 前苏联地理界. Вып. 1 (4). Л., 1965. С. 64]确实，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出版译作？难道只是为了让大学生们上进修课？要知道，翻译是用科学的方法表现原作的切合实际的概论。

总之，关于列·尼·古米廖夫著作《匈奴》的争论是关于包括历史研究方法与形式在内的论战。实质上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与语文学家之间的原则性论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突厥语言学家中谁能像列·尼·古米廖夫一样因这样的思考而引起史无前例的如此大的规模讨论，谁能写出如此概括性的研究著作，像《匈奴》两部曲，或者《古突厥人》。

然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能够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学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吗？按顺序和选题，他都不能进入当时在斯特鲁韦В.В. Струве领导下的古代东方历史教研室，也不能进入从不研究突厥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突厥语文学教研室。1949年，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成立了两个新的教研室：近东国家历史教研室和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久涅尔Н.В. Кюнер正是在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工作，而古米廖夫把久涅尔Н.В. Кюнер看成自己的老师之一，但是久涅尔在1955年去世了。在1950年-1960年，东方国家历史教研室工作的主要方向是研究民族解放运动、远东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历史（现在欧亚草原民族历史课程被列入本教研室的课程清单中，《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中的中国和中亚游牧民族》）。【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网址：http://www.orient.pu.ru/index.php?id=far_chair】能否这样说，古米廖夫费尽周折才进入这个教研室。然而，作为历史学博士和东方学家，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了——远东历史教研室。然而，众所周知，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学系中根本不存在远东历史教研室。这证明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的东方研究中存在空白。那么，如果说古米廖夫的著作努力填补了这个空白，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成立了中亚和高加索历史教研室。有这样一个问题：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在研究列宁格勒东方学中的突厥民族和中亚国家历史上奉献了多少年？答案是约四十年。

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的境况，可以通过这个事实：他的博士论文（甚至是副博士论文）答辩不是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而是在历史系。尽管在解冻时期，列宁格勒科学界存在自由主义，我们还是冒险地推测，这个事实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关闭了通往东方学系的道路。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成了历史学的博士。他在犹豫，这该怎么办？根据研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个人事务的奇斯托巴耶夫А.И. Чистобаев的研究，今天我们得知了当时情况的一些细节。国家艾尔米塔日博物馆一级研究院列·尼·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ев于1916年4月25日，向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校长申请加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工作：“请允许我调到地理学科研所，担任一级研究员。根据研究所管理处的建议，我将按照研究所的课题，完成……”。也就是在答辩的四年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个复杂的问题被解决了，他被安排到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地理研究所工作。然而这个申请的后续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列·尼·古米廖夫后来在自己的教学意向中写到：“根据和历史系主任玛弗罗季内В.В. Мавродиным教授、考苦学教研室主任阿尔塔莫诺维Артамоновым的协议，我将在考古学教研室历史系教授专门课程”【奇斯托巴耶夫Чистобаев А.И，超于时间的人类学家，古米廖夫的九十年和伊万诺夫的五十年。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化学科研所，2002年，第85-86页】。

很遗憾，现在我们没有关于列·尼·古米廖夫申请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历史考古部分实践到了什么程度。然而，我们悼念文章中有这样的资料，在1960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关于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专业课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列宁格勒大学公报，1992年，七月中旬，第三期，第124页】。

教授考古学专业课程的意愿一方面可以看做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被迫走的一步，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符合他兴趣的事情。值得一提是，受阿尔塔莫诺夫М.И. Артамонов的委托，为了研究哈扎尔斯基的古迹，列·尼·古米廖夫成功地领导了下伏尔加和北高加索的考古考察工作。所以他作为讲师出现在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并不意外。尽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两个学位论文和考古学没有任何关系。而本质上，对于他来说，野外考古学是它的科学爱好，他在1913年开始从事野外考古学，他不仅是带着热情去做这件事，也有被迫地成分（参加考察可以使他增加工龄，使它可以糊口并获得一点工资）。

很明显，除了考古学教研室，历史系不存在别的教研室，当时历史系不能招收新的历史学博士——在历史系根本不存在东方学教研室。

因此，在不能进入东方学系的条件下，列·尼·古米廖夫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工作，在那里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地理学家。实际上关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回忆确认，这件事是预先经过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校长阿列克萨得罗维А.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ым同意的。考虑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出身和恢复的“地位”，很明显是这样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列·尼·古米廖夫所处（从中他找到了出路）的境况，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称作“人类学因素”。古米廖夫对人类学的的兴趣、对研究民族的兴趣是和对考古学的兴趣平行发展的。我们认为，这也是把他引入全苏地理协会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著名的地理协会中不仅仅有地理学家，还包括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战后成为全苏地理协会的成员。在第二次解放后，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协会中。正像拉夫罗夫С.Б. Лавров指出的，在1916年，奇斯托巴耶夫А.И. Чистобаев列·尼·古米廖夫和其它一些学者领导全苏地理协会的一个分部——民族学部。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还发表了自己的民族学观点，然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被监禁期间，和监禁后），他的主要科学兴趣实际上已经从中亚民族的政治历史转移到民族历史上了。

根据奇斯托巴耶夫А.И. Чистобаев有根据地推测，列·尼·古米廖夫被同意加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地理经济科研所不是没有通过全苏地理协会领导的帮助。【奇斯托巴耶夫А.И. Чистобаев，超于时间的人类学家，古米廖夫的九十年和伊万诺夫的五十年。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化学科研所，2002年，第35页】然而，实际上是，在地理学研究所没有进行任何民族学的研究，也没有给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地理学学生开设任何民族学的课程。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列·尼·古米廖夫来说，在民族学教研室的教授工作比在考古学教研室的教授工作更符合他的现实科学研究。而事实确实是这样。然而，民族教研室在1962年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还不存在。更准确地说，在1952年，历史系的民族学教研室被关闭了。众所周知，到1968年，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重建民族学和人类学教研室。新教研室的第一位主任是副博士伊特斯Р.Ф. Итс。尽管博士列·尼·古米廖夫完全可以担当这个职位。【古米廖娃Н.В.文献∥列·尼·古米廖夫，人类起源和地球生物圈，莫斯科：季—季克出版社，1994年，第617-618页】在1962年，这样的假设根本没有可能性。

在列·尼·古米廖夫的博士论文答辩后，被安排到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科学生涯。

说到地理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加入的这个经济地理教研室开始和民族学、人类学相去甚远。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作为编制外的教授，只能教授历史地理学和种族地理学。列·尼·古米廖夫的选修课“民族学”成为地理学中缺少的人类学专业课的尝试。

因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来说（对于祖国科学），是在历史科学领域，还是在地理科学领域做的贡献更大呢？没有统一的定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科学命运就是这样的。在传统民族学和历史学外可以找到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方面，处在地理学家的圈子里，列·尼·古米廖夫作为历史学者，他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把自己的观点转移（或者说是被迫转移？）到自然科学，而疏远人文科学。但是同样地，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周围历史学家的包围中。

为了克服这种学科相互交织的问题，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努力在地理科学界提出民族学思想，扩大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范围，特别是列·尼·古米廖夫在1966年2月17日全苏地理协会民族学部门会议上作了报告《民族共同体和地形。作为民族学的历史地理学》。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概念性的报告，不是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经济地理学教研室的科学讨论上，也不是在地理学科研所的讨论上，而是在社会组织中。但是这个报告（两年之后）在编辑的脚注中出现——《在讨论中》。

在不同的社会自然“领域”叙述了自己对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范畴的理解，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得出结论：“随着表明民族共同体外部独特性的民族学的发展，有可能建立新的学科——民族学（人类学），提出和解决民族起源问题，人类和自然的相互影响问题”。报告中末尾有这样的句子：“这个在课题上、观点上、方法上的新科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不属于人文科学”【列·尼·古米廖夫，民族共同体和地形，作为民族学的历史地理学∥苏联地理学协会，1968年，第三版，第202页】。

众所周知，今天人类学在科学界占有合法的地位，本质上包括了传统民族学的成分。因此，那时，也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我们看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试图扩大地理学的学科范围，试图找到“主权”地位，实际上形成了片面的命题（人类学——自然科学，而非人文科学），这个命题强烈限制了他和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的有成果地接触。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及后来的年代里在列·尼·古米廖夫身上体现的那些科学和近科学的品质给我们带了科学悲剧性刊物。看一下他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走自己的路，我们就可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像个武士。这是多么珍贵啊！

我们今天努力去理解列·尼·古米廖夫的遗产，我们看到，他在科学发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以其大容量和多层次震惊世界。正像叶弗列莫夫Ю.К. Ефремов指出的，“批评家现在还攻击古米廖夫的思想观点，抓那些小毛病，而不看主要内容，而他却学会了以鹰飞行的高度去观察世界”。【叶弗列莫夫Ю.К. Ефремов，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故事∥俄罗斯地理协会消息，1994年，第一期】。

确实，欧亚民族和国家的的历史全景只能用鹰的视角去看。因此，列·尼·古米廖夫的遗产——是欧亚学者的眼光，他在1960-1980年没有宣扬自己的欧亚学，而是对欧亚思想的科学基础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我们认为，列·尼·古米廖夫的著作使我们不仅把他看做历史学家-东方学家，而是历史学家-欧亚学家。最后，他的遗产作为历史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方向，成为欧亚学深厚的根基。

最后，我们不会忘记，列·尼·古米廖夫生长于“后白银”时代。尽管存在困难，甚至在灰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也进行了创造，当时，阿赫玛托娃极富诗意的见解，“星星在我们的头上死去”【阿赫玛托娃，挽歌∥文集，两卷本，莫斯科：《城堡》，1996年，第197页】。列·尼·古米廖夫的科学贡献在于，他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实践了自己创造力。

列·尼·古米廖夫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不用争论。然而，我们的责任，欧亚大学教授和教师的责任是给那些后来的伪科学批评者以有根据的回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不需要赞扬，我们的责任是用我们因该做的事来回报他。

С.В.谢利韦尔斯托夫

刊物：欧亚世界：历史、现代、前景：第五次国际欧亚科学论坛著作。——阿斯达纳：欧亚民族大学出版社，第36-43页